“君子不器”是孔子说的，有痴木者译作“君子不是东西”。如此阐释贻笑大方，然冒犯君子事小，冒犯孔子就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。
读书人或曰文人，在器与不器的分野上十分较真。几千年前，比孔子更早的贤哲管子就说过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。因此，形而上是中国文人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，也是一切文化由器入道的抽象之门。
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木文化亦如此，若非文人在诗、书、画、印之外，又多管闲事地对木头进行种种形而上的加工，那么，一件整饬得再结实耐用的木器，即使传家几代也不免朽然而逝。这世间只有精神和思想能够长久流传，元人许有壬说:“两竿瘦竹一片石，中有古今无尽诗”。由于文人的加盟，木文化的年轮由上古一直传承至今。
■明 谢汝明《耕斋图卷》中的文人家具
从千丝万缕的关系中抽出文人这根线头是自然而然的事，因为文人与木一样，具有春生之性 。
春天来临，草木生发，一派生机盎然的无限春光，一同盟生的还有文人的意气，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这是孔圣人的弟子曾子所言，极尽潇洒、旷达，在乐山乐水间，将身心与自然完全融合在一起，木文化里隐含着儒家向往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隐逸之境，沉缅其中的文人，将吟风弄月、饮酒赋诗、踏雪寻梅的心思转向木文化时，看似木讷的木器也随之风流起来。
■明 刘俊《周敦颐赏莲图》，人与自然沟通的代表作
尤其是代表着中国古典家具巅峰的明代，皇室与文人对木文化的参与热情空前高涨，在这股潮流裹挟下，木文化的传播和对名木的追求更加波澜壮阔。
统治文化精英的皇帝，肩负治国安邦的重任，可是，一个皇帝放着金鸾殿不坐，却一意孤行地去当木匠，那是个什么光景？不可思量，但这种事情放在明朝就不足为奇，明朝盛产不靠谱的皇帝。
据《先拨志》载：“斧斤之属，皆躬自操之。虽巧匠，不能过焉。”这位令巧匠汗颜并载入史册的人指的是明熹宗朱由校，明朝第十五位皇帝，文献载其“朝夕营造”“每营造得意，即膳饮可忘，寒暑罔觉”。入迷到这般地步！身为皇帝参政之余，捎带做点儿木工活儿自娱，亦无不可，朱由校呢？坦胸露背，挥汁如雨，忙着“斧斤之属”，想必龙袍太碍事了。
他当木匠天分极高，几乎拥有木匠祖师爷鲁班的眼光，经他打量过的木器用具、亭台楼榭，都能够亲手做出来，他曾制成一座乾清宫的模型和蹴圆堂模型五间，小巧玲珑，十分精致。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木匠皇帝，无可争议地，可惜活到23岁就“薨”了。23岁正是一个人精力、智慧、想像力、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，若假以天年，明朝的木制家具、木器、亭台楼榭也许会更加辉煌。短命的朱由校谥号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，繁复至极，明代的木制品却在现实困境中走向反面——简练、质朴、利落、优美、精良。
■明 黄花梨方材高靠背四出头官帽椅
“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”，由于皇帝朱由校的亲躬，带动了从朝廷到民间对木文化的追捧，明朝文人参与木作尉然成风。朱由校对木工的情有独钟，与工具和明代名贵木材的盛行有关。
1573年，第一把木工刨子在能工巧匠手中诞生，这种工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木材加工的能力，也降低了劳动强度，使养尊处优的皇帝拿得起用得来。刨子对付硬木很管用。
但是，早在刨子出现之前，第一批南洋名贵硬木做为压舱，随郑和宝船的返航进入大明帝国，如何驾驭这些密度极高的贵重材质，木匠们势必绞尽脑汁，耗费百年光阴，终于得到解决，加快了硬木制品的制作发展和繁荣。这是人类智慧的胜利，也是对精良材质的敬畏与呵护，是人与木之间的又一次“双赢”。
明朝中期，众多的文人参与和投入到家具的设计中，使明代家具从设计、制作、收藏、摆放、使用都融入到一种醇厚的文化氛围之中，文人不仅以书入画，或以画入书，甚至将书法线条运用到不相干的家具设计上，独创形成了颇具柳体颜体楷书线条趣味的家具。古人“比德与玉，比木与材”，好的家具离不开好的材料，由于精良木制器具的发展和流行，民间对名贵名材的追捧空前高涨，以至崇祯皇帝严令禁止民间使用紫檀、黄花梨，据为皇室专宠，红酸枝、乌木等也只能为官绅士家所有。皇室的垄断与征伐暗含了太多中国韵味的东西，木文化所代表的东方神韵和高贵气质，就像东方人持守了几千年的玉文化一样，在历尽岁月沧桑后，形成更加迷人、厚重的包浆。紫檀、黄花梨都太难得，但是，这并不妨碍文人纸上谈兵。
“明四家”之一的仇英，擅长绘画，尤工“重彩仕女”。其代表作《汉宫春晓图》描述初春时节汉宫嫔妃生活的画面，画中女子服饰、发型皆为汉代式样，但宫室、家具的形制却是典型的明代风格，其中家具数量繁多、绘制精美，堪比一套苏作家具的设计图纸，令人啧舌，文人涉足家具设计，从画中可以一窥端倪。
■明 仇英《汉宫春晓图》局部
在艺术创作中植入家具创意，成为不少文人的余嗜。明四家中以“点秋香”而妇孺皆知的唐伯虎，对家具设计也很在行，时常突发其想，甚至不惜偷梁换柱，在临名画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时，除原作中二十多件家具外，又根据自己对明式家具的爱好、独具设计增绘了二十多件家具，种类涉及桌、案、凳、屏等，且陈设适宜、布局合理，不仅起到了对原作的烘托作用，而且充分反映了唐寅对明式家具款式、布局的体察入微、熟知有素，他将原作中的双枨改为更简洁流畅的单枨，虽然打破了历史的真实性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家具设计方面的审美追求。
■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局部
唐伯虎还在《琴棋书画人物屏》中对书斋的全套家具进行全景式白描，其中屏风、斑竹椅、香几、榻等家具共计30余件，无不精美非凡，摄人心魄。
如今，苏州有关部门已准备还原唐伯虎故居，计划将唐伯虎画中的家具复制成房中实物。届时，观者在畅游山水的同时，可以亲眼一睹这些高雅古朴的木器，领略自然之美、人文之美，这实在是很有文化的举措。大收藏家王世襄先生曾经感慨：苏州的拙政园，如果厅堂里摆上明代家具，该多么调和使游人舒服愉快！明代木家具的缺席，对苏州园林是一个锐利的讽刺。
除了画家，想像力旺盛的文学家染指木器设计更是顺理成章。明代戏曲家、文学家屠隆曾写过一本杂著，名曰《考磐余事》。
在这本杂著中，他设计了多种郊游轻便用具，比如叠桌、衣匣、提盒等。如今阿妈们喜欢的足底健身器械滚脚即发祥于此。著有传奇《玉簪记》、《节孝记》的明代戏曲家高濂在他的杂著《遵生八笺》中，设计了两张床。一张是两宜床，多功能设计，冬夏两季可用。另一张是欹床，高低可调，既能读书休息，又能月下观花，极具匠人机巧和文人雅趣。
■明 屠隆《考磐余事》
这些设计经笔墨绘声绘色的描述，今人完全可以依言行事，或许今天在沙滩上、桑拿房里休憩的躺椅就来自其中的灵感。另有著名的戏曲家、作家李渔，在他的杂著《闲情偶趣》中设计了两件独具匠心的凉杌和暖椅，在不通电的年代，聊充空调之用，其间创意妙不可言。
从未有过哪一个朝代像明朝一样，有如此之众的文人钟情于木文化。
他们醉心于明式家具，乐此不疲，与铺张浪费、充门脸、摆阔气不是一回事，这些凝结着文人心血的高度艺术形象，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实用品的层次，更接近于深层次的艺术享受，一种精致的审美生活的延伸，从而更加具有文化情趣和收藏价值。
儒家赋予了明代家具以圆融、温厚的君子风范，头把“交椅”的郑重折射出儒家思想在人与人关系中的等级观念；道家赋予家具以空灵、飘逸的出世情怀，由圈椅上圆下方的的设计可见一斑，明代家具使用珍贵红木不加髹漆，呈现纹理的天然之美，寄托文人“居斗室而心游天下”的山水情怀。明代家具以其历史性、民族性、开放性和包容性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。当现实社会离传统文化越来越远的时候，明代家具依然保留着扑面而来的书卷气和君子风范，让我们在感叹之余多少聊以慰藉。
■明 黄花梨攒靠背圈椅
历经世事沧桑和浩瀚精深的文化浸润，明代家具所代表的，已是传统文化与传统价值观本身。它的珍贵和稀缺，决定了它拥有无可厚非的经济属性，但它身上所承载的艺术和文化附加值才是真正重要的。
收藏明代家具已经成为收藏家的奢望，他们以拥有一件精良的明代家具为毕生追求，马未都、王世襄都是明代家具的收藏大家和研究者。著名的考古学家、金石学家陈梦家先生，一生笃爱明代家具，交椅前拦上红头绳，不许碰，更不许坐。遗憾的是，解放前大量明式家具被外国人捆载而去，与珍贵的铜器、绘画、雕塑、陶瓷等文物一起，成为一个民族覆水难收的遗憾。
■上海博物馆明清家具馆一角，王世襄旧藏
幸运的是，明代家具所涵养的文化精髓已经成为基因，代代传承，无论是实物还是停留在纸上的描摹，在令今人高山仰止的同时有了再造的依据。
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，代表着明代经典红木家具已经从庙堂走向民间，进入寻常百姓家，享受经典不再是高不可攀。在“越传统越经典，越古典越时尚”的理念引导下，古典红木家具成为时尚家居的品牌符号，既蕴涵着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又洋溢着现代开放的气息，为社会各个年龄、各个阶层的人士所接受，并以不断增长的速度逐渐渗透于现代人的生活中，良禽择木而居，好品质的生活需要有好的家具相伴。
借着文人与明代家具缠绵悱恻的关系，使我们明白，木与文人之间碰撞出的文化诉求和知遇的无价情感，恰如一江春水，宁静绵长不绝如缕，而今人所能感怀的是，在浩瀚无垠的时间中，生命如此渺小，如何不借着丰富而实在的生活，贴着自己的欲望，既不寡淡也不奢靡，在丰衣足食之后，适时地链接起文化这一精神食粮。而古典红木家具与这个时代的氛围十分协调，在时尚不断转着风向，人们不知道要制造出什么来享用和增值的时候，可以从中找到可靠的方向。
